歐洲在結成政治聯盟之前,創建了貨幣聯盟,這是史無例,但亦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貨幣聯盟內部關係處理機制的破裂,而歐元區的未來也將取決於這些機制能否重新打造,歐元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巨額債務。
歷史告訴我們,債務是政治毒藥,亦是凝聚向心力的粘合劑。對於歐元區來講,這兩種後果都可能存在。
1688年,英國發生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第一場革命以和平和促進繁榮告終,第二場革命充斥著暴力和毀滅,其結果是法國社會在此後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一直落後於英國。
透過上述兩種終結專制王朝的方式,可以看到的是,應對債務問題的兩種不同思路,不列顛人為反抗斯圖爾特王朝(The Stuarts)統治的起義,探索了一條處理債務問題的全新途徑,即預算由代表全體人民的議會投票決定,而人民為政府產生的所有債務負責。
儘管原則性問題用了18世紀整整一個世紀才最終落實,但這做法限制了奢靡宮廷生活的肆意揮霍,也制約了無謂的軍事犯險。最終,個人破產不能影響國家的理念深入人心。
對於法國來說,18世紀則是另一番景象,即政府一再破產迫使債權人不得不反覆削減債務利息和延長債務期限,政府最終於1770年出現債務違約。在為捲入美國獨立戰爭付出高昂代價後,法國上層社會下決心改變一切,但是在1787年,政府再度出手救助在一項投機性機制中蒙受損失的投資者。由於救助規模遠非法國稅收所能承擔,政府最終通過沒收個人資產來償還自己債務,進而加劇社會矛盾。因此,是不願違約的原則造成了後來的法國大革命。
從英國的事例來看,在債務問題上絕不食言是發展法律安全體系、民選政府和現代民主相關的一個重要原則。在法國,政府承擔太多債務,隨後又不惜一切手段償還債務的做法,導致政府信用掃地。和英國不同的是,當時的法國,私人債務和政府債務之間沒有劃分明確界限。
從表面來看,上述兩種性質的債務問題在當前這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中都有體現。通過限制公共債務和讓私營領域投資者承擔適當的風險,德國視自己為提高政府信用的一攬子原則的堅定捍衛者。而希臘等其他一些成員國則視違約為家常便飯。歷史上,希臘在1829年獨立後有一半時間處於違約狀態。
但事實在於真相,德國也曾一再違反紀律,德國在其相對短暫的歷史中曾經有8次違約。無論怎樣,債務處理文化的碰撞給債務危機的解決設置了障礙。德國強調各負其責,而其他國家則希望自己的債務負擔由其他、特別是那些富裕國家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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